宋金两国交战及国势渐微是造成兵匪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但是早期的安抚不当，措置有误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有些人是抱着成为国家干部的梦想。加入各处民团组织，并在保卫东京的战斗中出过力的人。
因为这些人有过‘黑社会’的经历，而被当成了社会治安的边缘人，为宋廷不容。早早遣散了，不得不各自领兵南下讨生活，时而接受招安。时而重操旧业，从守土有责的准革命战士变成了舀跳槽当家常便饭的游寇。
李纲主张剿抚并用。迅速平息匪患，而还在朝中的有些人便以这些人曾为国出力。不可剿只能招抚相辩。而李纲有个认死理的缺点，他便非要在嘴上与人分出高下，辩出个真理来。可他如此正中某些人的下怀，结果朝堂上是嘴仗不休，游寇作乱依旧，事情却久拖不决…
而精兵的事情也遇到了难题，宋朝武官或可称武阶、武阶官、武资等。武官的序列和分类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武官与近代元帅、上将以至少尉等军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别。近代军衔仅用于区分军队内部军人品级之高低，宋朝武官却不能等同于军人。大部分的武官，是通过元丰改制前的审官西院和三班院，改制后的吏部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广泛授予各种民政差遣。此类武官按现代的意义，当然不算军官。
“官以寓禄秩，叙位著”，乃是虚衔；“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乃是实职。宋自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之类，都是军职。军职可算是差遣的一类，授予军职的武官，按现代意义，可算是军官。从法制上讲，因军功授官，可以不受人数限制，而军职却往往受编额的限制，不可能滥设滥授。将武官作为军职的加衔，逐步结合，武官系列也逐步溶入军中，与军职有分有合，弄得更为复杂。
而在军队中，官位和军职应当相称，但也存在不相称的情况。军队的战士有时出现使臣、军兵两级制，或使臣、效用、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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