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两国交战及国势渐微是造成兵匪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但是早期的安抚不当,措置有误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有些人是抱着成为国家干部的梦想。加入各处民团组织,并在保卫东京的战斗中出过力的人。
因为这些人有过‘黑社会’的经历,而被当成了社会治安的边缘人,为宋廷不容。早早遣散了,不得不各自领兵南下讨生活,时而接受招安。时而重操旧业,从守土有责的准革命战士变成了舀跳槽当家常便饭的游寇。
李纲主张剿抚并用。迅速平息匪患,而还在朝中的有些人便以这些人曾为国出力。不可剿只能招抚相辩。而李纲有个认死理的缺点,他便非要在嘴上与人分出高下,辩出个真理来。可他如此正中某些人的下怀,结果朝堂上是嘴仗不休,游寇作乱依旧,事情却久拖不决…
而精兵的事情也遇到了难题,宋朝武官或可称武阶、武阶官、武资等。武官的序列和分类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武官与近代元帅、上将以至少尉等军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别。近代军衔仅用于区分军队内部军人品级之高低,宋朝武官却不能等同于军人。大部分的武官,是通过元丰改制前的审官西院和三班院,改制后的吏部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广泛授予各种民政差遣。此类武官按现代的意义,当然不算军官。
“官以寓禄秩,叙位著”,乃是虚衔;“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乃是实职。宋自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之类,都是军职。军职可算是差遣的一类,授予军职的武官,按现代意义,可算是军官。从法制上讲,因军功授官,可以不受人数限制,而军职却往往受编额的限制,不可能滥设滥授。将武官作为军职的加衔,逐步结合,武官系列也逐步溶入军中,与军职有分有合,弄得更为复杂。
而在军队中,官位和军职应当相称,但也存在不相称的情况。军队的战士有时出现使臣、军兵两级制,或使臣、效用、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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