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her〇〇f〇urrev〇luti〇n)(页十三)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一九一〇年或一九〇九年见到孙中山。关于一九〇九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一九〇九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一九一〇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六月十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风。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一九一〇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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