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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