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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