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一）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cc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三十年代，cc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七月九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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