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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2 / 14)

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溢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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