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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口诛(1993- 五十八岁至今)(2 / 18)

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缥”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地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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