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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2 / 4)

十三岁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而且临之以威,恃之以法,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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