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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9)(2 / 7)

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始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致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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