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2 / 4）

，并没有被普通读者注。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尴尬的境况有了改。首先是许多有眼光的汉学家，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比较纯粹的文学眼光来搜索中国新时期文学里的佳作，汉学家与作家的合作也逐渐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变成为了民间的、友谊的、文学的行。这种改变，使纯粹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西方，与此同时，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也开始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进入了西方的图书市场，不再依靠非文学的因素、而是依靠着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被西方读者选。

我的作品，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即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注意，但我的书在西方成为商品，却是90年代初期的。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出访的国家是德。当时，柏林墙还冷漠地耸立着将美丽的柏林一分为二，前苏联的士兵还像雕塑一样站立在德国的一座雄伟的建筑物大门前，让我的心灵受到沉重的压抑和震。那次中国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作家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中国作协的领导。邀请我们访德的是一个德国的老太太，代表团的名单是邀请方和中国作协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非主流作家，是不可能获得出国访问的机会的，但因为这次邀请的民间性质，中国作协不得不做出让。因为在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系统里，直到现在，出国还被看成是一种待遇或是奖赏，只有他们喜欢的作家，才可能被派遣出。

那次在德国，有关文学的活动其实很少，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观光旅。德国很有几个令我心仪的作家：譬如君特·格拉斯、譬如西格弗里德·伦茨，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见到这些作家。一是西方的作家对中国作家不会感兴趣，二是我们的确也没有写出像《铁皮鼓》、《德语课》这样的伟大作品，从而获得与他们对话的资。尽管我没有见到这两位伟大作家，但到达了他们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地方，置身于他们小说中所描写过的环境，一种亲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