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horsebeforethe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六至一九九)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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