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页一九九)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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