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做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竣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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