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史书上断简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计然的三点指导原则,第一,就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以远大的眼光,观察市场的趋势,继以雄厚的资本和魄力,大量购人,待时而贾。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当于一份税金。
现在我们到观光饭店去吃饭,帐单上加一成服务费,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板可赚多少,外人无从计算。由此看来,“什一之利”确是薄利。
最后,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计然的经济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流”字。计然曾说:货物务求其脱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一“务完物,无息币”,“货勿留,无敢居贵”。又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给了穷朋友,以及远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计算单位是什么?不是“两”,是“镒”。一镒为二十两,所以“千金”者,是二万两黄金。即使当时的度量衡单位比现制要小得多,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了!
“三致千金”则陶朱公一共无条件散出去六万两黄金,这不仅是他的慷慨性格使然,更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论的进一层发挥。这六万两黄金不是周济亲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虽有亲友自楚国和越国来投奔,在数量上不致太多。同时他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冻馁,无须陶朱公的周济,由此可见,这六万两黄金,是他送与亲友自立事业的资本。
这样一面投资再投资,一方面扩大消费,才能加速经济的繁荣。而在陶朱公,散出去的那许多资本,所设立的事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子公司”,对“母体”
具有保护、协力的作用。就在这种“本固枝荣”的良好状态之下,陶朱公才能成为当时海内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达,在他由楚到越时,估计是在二十岁左右。越王勾践三年,也就是吴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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