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史书上断简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计然的三点指导原则，第一，就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以远大的眼光，观察市场的趋势，继以雄厚的资本和魄力，大量购人，待时而贾。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当于一份税金。
现在我们到观光饭店去吃饭，帐单上加一成服务费，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板可赚多少，外人无从计算。由此看来，“什一之利”确是薄利。
最后，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计然的经济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流”字。计然曾说：货物务求其脱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一“务完物，无息币”，“货勿留，无敢居贵”。又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给了穷朋友，以及远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计算单位是什么？不是“两”，是“镒”。一镒为二十两，所以“千金”者，是二万两黄金。即使当时的度量衡单位比现制要小得多，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了！
“三致千金”则陶朱公一共无条件散出去六万两黄金，这不仅是他的慷慨性格使然，更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论的进一层发挥。这六万两黄金不是周济亲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虽有亲友自楚国和越国来投奔，在数量上不致太多。同时他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冻馁，无须陶朱公的周济，由此可见，这六万两黄金，是他送与亲友自立事业的资本。
这样一面投资再投资，一方面扩大消费，才能加速经济的繁荣。而在陶朱公，散出去的那许多资本，所设立的事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子公司”，对“母体”
具有保护、协力的作用。就在这种“本固枝荣”的良好状态之下，陶朱公才能成为当时海内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达，在他由楚到越时，估计是在二十岁左右。越王勾践三年，也就是吴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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